這是一條中二級的作文題目一,我們在噗浪中嘻哈了一輪,還抵不住了技癢,來了這麼的一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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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到一件遺失了很久的旗袍。我沒有打算保留它,尚且這不是我可以決定吧?那是他們為造的我第一套旗袍。之前的一件,是姊姊們都穿過的,叉開得高,連跑步也可以。在那跑跑跳跳的年紀,旗袍也畢竟只是件衣裳。

一切轉變,就是從這件艷紅而低叉的旗袍開始。穿在身上,走路只能小步小步走,就像戲台上的青衣,腳跟與腳尖分不開。還要有不着地的鞋底,站着也失去平衡。那時,沒有人說為甚麼要婀娜多姿。唱戲的人,騷手弄姿,她們輕輕的劍指,右手收回水袖,輕輕一笑,就能博得坐上客歡笑。我為甚麼不能像她們那樣,而要穿得這麼緊緻?

「因為,你和他們不同。」姊姊總是說。這紅旗袍,就和樑上的燈一樣。姊姊沒有為我有新衣裳高興,我記得她們的容貌,和她們叮囑的一句,妹兒要緊強呀。

老鴇給我的新旗袍,要從我身上練儀態。我以為,儀態是因為穿了這件衣服而來。直至那命中注定的一天,旗袍落紅而去,我躺着,在那紅得像血的紗帳中飲泣。

原來,儀態還不是最有價值。這旗袍和我一樣,再也沒有價值。我沒有打算保留它,因為我已經失去了幸福的時光。沒有了旗袍,我已經跑不動、跳不高。

我找到了!

這個多月實在太黑仔。中西醫看好幾遍,兩貓看了三次醫生。餵藥器不見了,香氛用幾天就機壞了,六盞燈膽燒淨兩盞,沙煲煲裂了,耳機線割斷了……

一切一切,好像從不見了結婚介指而起。那是農暦新年前的某天。是的,新年拜年大家也看不見我戴介指的。因為,我不見了!

是晚在電腦面前死衝爛衝趕稿,忽然感到地氈下有異物。這不是奇事,因為貓咪都喜歡把東西收進去。所以我會經常揭起它去吸、去抹,和拾起那些頂住屁股的東西…….

我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:

竟然找到了!瘋狂找的時候,永遠找不到。不去找的時候,就會出現。不要問我為何會在那兒,我們找了同一個地方好幾遍了!

感謝老婆的大量。她可沒有生甚麼氣,或許那是意料中事:這樣大慒的人,不見東西,很平常吧?

史曼諾夫斯基

和太太去聽四重奏音樂會,開場的,是史曼諾夫斯基的第二四重奏。

「這真的是一首平庸的作品。」我心裏想。平庸?你聽到這幾下突如其來的強音嗎?就像天外墜下的音符,寫得大膽。平庸?你聽到那些緊緊交纏的聲部嗎?它們不單止一環緊扣一環,而且還把心靈扭得緊緊的。那是波蘭民族天生的哀號和忿慨,那可不是無病呻吟。

不過,為甚麼,為甚麼這不能成為偉大的作品?為甚麼巴托的四重奏成為典堂巨著,史曼諾夫斯基的卻遺留在歷史洪流之中?為甚麼史曼諾夫斯基總是沒有人認識?

心裏嘆息一聲:我也就是這種平庸。不錯,裏面有很多仔細咀嚼的東西,可是欠缺了成為偉大的元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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唸完作曲之後,我面臨的是繼續讀書還是工作的分岔口。心裏最想的,是往外面見見世界。學院的視野,有時真的狹窄得驚人,更惶論說讀音樂了,一日埋首在音符裏頭,欠了的,正是待人處事的智慧。心裏定了方向,但仍會找個 fallback。於是我報了音樂理論的研究生。

題目,是史曼諾夫斯基的音樂。那大概是八年前的這個時候吧。

聽史曼諾夫斯基最深印象的,是他的《聖母悼歌》。在二十世紀初的音樂,少有着他所寫的灰暗和悲傷,仿佛那是預視着波蘭民族個多世紀後的悲慘命運一般。那是心底的哀鳴。

之前提交過巴托的論文,還覺得有點獨到的見解。不過,巴托太多人做吧?要做的,要找個冷門一點。所以,我私底下和教授討論過這位波蘭作曲家,大概有可為的。

結果,研究院收了我,我也往外跑去工作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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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年過去,究竟,「我想成為一個甚麼樣的人?」像蕭邦般偉大的,還是史曼諾夫斯基般的,有為的鋼琴家及作曲家,卻不是一個偉人?

一邊聽史曼諾夫斯基,一邊掂記這個看似很傻的選擇題。很久以前我已經回答過一遍:蕭邦,是一個淒涼的人。我還不想做一個孤單、偉大的人。

但,近來令我揪心的,是令一個人成為卓越的元素,在自己身上依然缺乏。

實在太多例子了吧…

看來,往後的日子,還要加把勁。

請留意背景

Wien Modern 的網頁。

午飯的角落

個多月前,我離開了工作了兩年多的灣仔。最後兩個星期,farewell 飯排得密麻麻。但我刻意預留一天空檔,去了我每天都去的茶餐廳,多吃一頓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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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天午飯,我都總會自己一人前來這裏。在辦公室裏,和同事關係自問不俗,但午飯我卻一直都自閉。更何況,天時暑熱坐在街上吃飯,理應沒有人會願意一起來。

餐廳沒有冷氣嗎?不是。其實全餐廳就有這麼一張枱在外面。外面的兩個食客,可以抽抽煙,通常我會一個人在這裏發呆。整個灣仔都是擠逼的,要找個空間安坐,其實很難。我就是不怕熱、不怕煙,要坐騎樓底雅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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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望着舊式市集,熙來攘往,叫賣聲此起彼落。試問香港還有甚麼地方有這種味道?

沒有太多人來過分享我這個小天地。來過的,只有兩位幸運兒。其中一位,就是朱總。結果那天,我們就吹出新 blog 來。

至於另一位,是公司一位好奇的同事,無論如何要跟着來看看如何的地茂。

呷着冰凍的大可樂,拿着手中的電話上上網,這是我從工作中逃跑掉的淒身地。現在最掂念的,未必是公司玻璃窗外的維港景緻,而是這濕漉漉地上,放着一桌兩椅,在大牛角風扇底下的一個小時。

善忘

這幾天善忘得很,簡直就是甚麼記憶力都沒有。要做的事通通都忘得一乾二淨。簡列明之。

  • 德累斯頓樂團玩的曲目,三首只記得一首,另外兩首原來都是錯的。
  • 應承朱總打電話給他討論《音樂的玩笑》,結果只是昨天才猛地醒起。
  • 落街買燈泡、到指定超市買酒水和吃飯,完美的行程在吃完飯和買完燈泡後,回到家門才發現去漏地方。
  • 放低袋子在床邊,爬上床去上燈泡,第二天到處找袋子。
  • 放水煲水,臨臨說要打蜜蜂。第二天臨臨才問我,你是否曾經想煲水….. (可幸她昨晚某時已把水喉關掉和水煮掉)

要逼自己記得,因為善忘得太離譜了。

I Dreamed a Drea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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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usan Boyle 所賜,我花了一整晚去追《孤星淚》。

她一開聲,我的反應是:「Wow」。她唱歌的聲音,和她之前的談吐,實在有太大落差。當然,她的談吐舉止,也因著她的外在包裝而被擴大。

但是,聽完之後,立即到 CD 架上找回唱片。情形就如聽完一個沒神沒氣的柴四一樣,必須拿回馬林夫斯基出來供奉,洗耳恭聽一番。可惜,唱片不知所蹤。結果就是 Youtube 看我和臨臨都很不滿的十周年版。

Susan Boyle 唱的是《I dreamed a dream》。真的是很錯的選擇。旋律簡潔,卻帶著沉重的感情。芳婷說以前的夢,那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少年,無畏無懼,夢很易發,愛無盡處,生活滿有冀盼。

一日,老虎來了。或許是,芳婷錯認老虎為喵喵叫的小貓吧。不要緊。總之她就給男人滾了,攪大肚了。還要想,他走了,幾個月後,應該會回來帶我走嗎?

結果是,女兒生下來了,賣掉在酒吧中。自己生活不繼,一個女子,潦倒生活,還有甚麼好做。

噢!又純真、又蒼桑,那是一把對生活、對上帝控訴的聲音。Susan Boyle 的聲音,很適合之後的激動。但是少了的就是那份純真,那種百感交集的韻味。

不要跟我說要求太多。這是我整套《孤星淚》最愛的歌。臨臨說,她愛《Empty Chairs at Empty Tables》,但原來我們都在眾多音樂劇中,獨愛這部,曾經日煲夜煲的劇。

對愛的東西,大抵可以有點要求吧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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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代音樂會,不單已經將觀眾的行為管理掉:不准喧嘩、不准飲食、不准郁身郁勢、不准抽筋,總之但凡以前能夠的,已經都被管理掉。受高度教育的觀眾,音樂會中自我管理已然完善,就連翻閱場刊的紙聲,都構成一種壓力。接下來,觀眾期望的管理,將成一更大課題:

他的前奏曲一完,手垂下來。

弊,拍手還是不拍手呢?應該讓音樂直接過渡到敘事曲,還是鼓掌致意?他,是大師中的大師,不是少許禮貌也沒有吧?

這幾秒鐘,就是 Odd 到爆。大師或許沒有想到,一個細微的動作,例如準備站起來,又或者點點頭,又或者望向觀眾,這班受高度管理的群眾,大概會報以雷動掌聲。只是,那一刻,他沒有這樣做。觀眾如坐針氈,就是問拍好不拍好。拍,傳統之使然。不拍,好像更具教養:Pires Recital 如是,Hewitt Recital 如是…

你是不是想,大師應該管理好觀眾的拍掌位,讓這種 oddity 不在出現?

如果是的話,我只會想起蘋果最著名的 1984 廣告中的那班看電影的觀眾,你可能就是那把虛浮、沙啞、Omni-present 的聲音:

We have created, for the first time in all history, a garden of pure ideology. Where each worker may bloom secure from the pests of contradictory and confusing truths … We are one people, with one will, one resolve, one cause … We shall prevail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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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就是專欄中提及的小禮物。由於我的指甲很短(因為心理病吧),開唱片封套實在是苦事。常說,我是個開唱片白痴。事關新唱片到手,總要開上五六分鐘。

所以這個東西實在好用。只要將唱片放在這個小禮物下的槽中一拉,唱片就開口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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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就是槽位。左邊是一個細小的槓桿口,按下之後,右邊的小孔就會伸出小刀片。

這個小機關,上面還寫著 Patent Pending 的。設計很聰明呢!

朋友都知我愛飲茶。有一天買完貓糧,餓得很,在薄扶林道街邊的茶檔坐下來,一盅兩件。茶一盅,兩客點心,不亦樂乎!

我覺得飲茶不是太老土哦。